（吴鸿、高岭、陈默、郑娜）

      在罗杰的作品中，流露出了艺术创作与命运多蹇的人生经历之间一种内在的关联性，书面形象的传达以及作品完成的过程都是与他对于个体生命的体悟息息相关。他从自己的父亲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所体验到的生命的最单纯的形式出发，提炼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形象语言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故乡的概念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乡愁，而这种乡愁又与自己对生活与其中的现代都市的生活体验纠缠在一起。这样，缠绕在他的作品中的那些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线条既是生命的一种最单纯的体验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的无尽幽思。

      另外，在他自己写的文字中，谈到了绘画的过程对人的精神的理疗、求赎和慰藉作用，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体现着让艺术进入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

------吴鸿

      真正的艺术家与其说是从集体经验出发来寻求创作的题材和语言方式，毋宁说是将集体经验作为背景服务于个人的心理体验和感受。特定时代的集体经验在其当下是直接经验，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成为间接经验被人们传诵；特定时代的个人经验无论其来源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只属于这个特定时代本身。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以个人经验的方式折射出集体经验。

      罗杰的艺术创作，源自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却能够升华出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形式，并且折射出当代社会的文化困境，其鲜明的视觉形象和语言特征，改变了当代艺术界弥漫的盲从和跟风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其艺术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有待于进一步地挖掘。

------高岭

      今天，我们强调艺术的当代性，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作品的思想观念、图式意味、表达力度具有当代性；二是作者的语言、面貌、精神、身份的自由性和独立性；三是作品的社会参与性和问题的指向性。由此参照，罗杰的艺术无疑饱含了当代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多元气候，为艺术的快乐生长提供了可能，也为制约艺术的一些不良机体的生长以及伪艺术的滥行，提供了可能。在此喜忧参半的社会背景中，罗杰的艺术能以独立自我的强者面貌存在，他是生动的，真实的，有意义的。

------陈默

      罗杰就读四川美术学院期间，正值中国当代艺术的转折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新潮美术因政治事件嘎然而止，中国当代艺术陷入沉潜期。此时，四川美院创作处境微妙：一方面，油画创作总体上与当代艺术并不相交，日益商业化的风情写实与日益主流化的乡土叙事相互助长，一度被港台画商所操纵。另一方面，四川美院当代艺术的个体探索并未停滞，并以其边缘、地下的方式持续进行。如张晓刚、叶永青、陈卫闽、杨述、张濒、忻海洲、郭晋等。更重要的是，从1991年开始，四川美院批评家王林逆流而行，策划组织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并发起对于“八九后艺术的讨论”，提出了包括“政治波普”在内的一系列艺术概念。这项活动延续十年历经六届，集中呈现了中国八九后艺术的创作倾向，并动员国内批评力量深入研究当代艺术问题与八九后中国美术现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以上三条线索，大致可以勾勒出罗杰当年身处的学习环境：沉闷、压抑，却不乏独立精神和批评锋芒。当然，还有学院门口不时辗过的坦克车，和新近生产的防暴车。这里靠近兵工厂，公路也是军械实验的道路。

      这段时期，留给罗杰的生命记忆，对其后来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究其画面，至少有三点值得探源：

      其一是其表现主义倾向。中国当代艺术明显的表现主义创作倾向，汲取西方现代艺术成果转向直面本土社会及历史问题，寻求充满中国经验的话语表达。其价值在于，敢于直面当代人的心理矛盾、精神冲突及个体生命对生存异化的反抗。同时，关注社会意识形态变化，揭示隐含其间的现实问题。至世纪之交，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精神面临着消费文化、权力资本和后殖民文化的侵袭，因利益共谋而将表现主义创作加以遮蔽。2006年前后，罗杰反其道而行之，其“囚”系列作品，深入内心揭示精神苦难，表达了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个人曾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现实体验。这里有的是艺术良知和艺术家的尊严，而不是名利场逻辑。

      其二是作品的象征性转喻。罗杰运用置换手法，让非物质的物质性与物质的非物质性之间产生歧义。其人物造型，并非鲜活的肌体，而是一具具用粗绳捆绕的活动模具，有着属人的表征却是被异化了的‘生物’。其作品把日常发生的情景进行陌生化处理，使之悬置于后工业化时代特有的冰冷时空中，从而让阅读者遭遇到文化、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象征性转喻不仅体现了画家强烈的个人情感，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批判性。同时，也是艺术家转换写实手法使之具有观念性的绘画方式。

      其三是关于作品的个体化表达。如果说，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的相互开启是当代艺术创作存在个体化的基础，那么，罗杰的生活际遇则是其独特表现语言的诱因。

------郑娜